谈到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给人印象似乎有点水火不容，可两者又很像一对欢喜冤家，不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有时候他们还会活成彼此“讨厌”的样子。比如，年轻时的巴金对批评家批评的讨厌是有名的，面对批评，他常常并不以为然，曾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根本没什么像样的批评。等到他晚年写《随想录》时，却忽然变成了批评家，谈电影、谈小说、谈文学的作用等。他的这些名为“随想”的文章，实则为批评的“随笔”（essay），夹叙夹议，富有深刻的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和批判，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以至于有时让人觉得，巴金这些批评的随笔不比他的小说弱，甚至比他的小说还要具有现实的意义。与巴金相反的是，茅盾早年是个批评家，介绍外国作家，谈小说写作的ABC等，后来写出了《子夜》这样的巨著，成为一个与巴金“并列”的作家，可是他的批评因此不像当初那么有影响了。而巴金曾说，自己当年很喜欢茅盾的论文和批评文章，所以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
这也说明，作家和批评家不仅可以共存共荣，还可以像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一样，把两个身份合而为一。而且，作家和批评家也有点像雅努斯的两张脸：一个面朝未来，一个审视过去。作家可以说是前者，总是立足现在创作出面向未来的作品，批评家可以说是后者，虽然也立足现在，却习惯于运用过去形成的标准来评估作家的工作。正因为他们虽然同舟共济却多少有点南辕北辙，他们对彼此才会爱恨交加。
具体来说，作家和批评家所负的责任不同。作家是创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出自己理想的世界，批评家是苛刻的质检员，会用自己所了解的最高的标准来检查作家构建的文学世界是不是完美。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博尔赫斯曾把天堂构想成一个宁静的图书馆，但可能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把天堂构想成一个激情洋溢的火爆的斗牛场。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奇思妙想，各自把天堂想象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模样，既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性格有关。博尔赫斯是书斋型作家，做着图书管理员，喜欢在黄卷青灯中钩沉稽古、发微抉隐，以寻找素材创作出充满哲理的小说，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了一个图书馆；海明威是喜欢户外运动的作家，喜欢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他到西班牙看斗牛，到意大利参加战争，到非洲打猎，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自己最喜欢的令人血脉偾张的斗牛场。对于读者来说，这两种构想都是很有意思的或者让人脑洞大开的想象。可对于批评家来说，他不能简单地说好还是不好。他需要仔细考量一番，首先，他得看看博尔赫斯的图书馆天堂和海明威的斗牛场天堂“建设”得好不好；其次，他要把他们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家所建立的众多“图书馆”或“斗牛场”比较一下，考察他们是不是有新的发明和进步；最后，他还有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他认为天堂到底是图书馆还是斗牛场，他得给出自己的理由，不仅提供给作家，也要提供给读者参考。
其中，或许最让作家多少有点愤愤不平或者认为“不公平”的是，作家创作的只是“单数的作品”，可批评家对其作品进行批评时，所运用的却是“复数的批评”。也就是说，批评家会把作家的单个作品置于一个宏阔的文学史脉络中进行“评估”，所以，有时难免让作家感到“英雄气短”而“怒发冲冠”。比如，同样面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登临岳阳楼，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感慨，唐代有很多诗人都在此留下了动人的诗句，后来的诗评家以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阳楼》两首诗成就最高，并且，还要在两人的诗句中分出高低来，认为杜甫高于孟浩然。像宋代刘克庄就认为杜甫为孟浩然所不及，“岳阳城赋咏多矣，须推此篇独步，非孟浩然辈所及”；明代胡应麟也说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虽为“壮语”，但老杜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气象过之”；清代查慎行则更认为杜甫此诗“近说到远，阔大沉雄，千古绝唱”，孟浩然诗只能处于“下风”。真不知倘若“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泉下有知，知道后来的批评家这么说他又这么夸杜甫，会不会气得跳脚，冲去和那些批评家决斗，或者干脆和杜甫来个对决？
由此，可以看到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中所追求的不同，作家主要追求的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真实的情感和时代的精神，而批评家所追求的则是作品艺术的完美性和思想的深沉。看来，当作家不容易，当批评家也不容易。因为要成为一个作家，除了需要有一颗对生活敏感的心灵和对理想世界的热情，最重要的就是有对艺术形式的把握能力，而对形式的理解和掌握需要千锤百炼才行；要成为一个批评家，也需要具有一颗对文学敏感的心灵，还需要文学史的知识和文艺理论的认识，以及冷静的观察能力的养成，这同样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也正因为这样，作家读书是为了认识和掌握艺术的形式，他理解和掌握了形式，甚至就可以废“书”不观，去直面生活这本大书，赋予生活以形式；批评家却不能率尔操觚，他要读书破万卷，然后才能做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作家的作品予以别出机杼的评估。
宗白华曾在《哲学与艺术》中指出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区别：“艺术家往往倾向于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哲学家则往往静观领略艺术品里心灵的启示，以精神与生命的表现为艺术的价值。”作家和批评家同样如此。也可以说，作家需要的是热情，批评家需要的是冷静。作家在创作时要突出自我，凡事皆着我之色彩，而批评家在批评时却要克制自我，不能有太多的情感渗入其间。作家创作时，在自己之中；批评家批评时，在自己之外，用更为宏阔的眼睛来审视作家的作品。当然，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好的批评家，而好的批评家可以不一定是好的作家，也不必是好的作家，但需要是好的文学史家和好的理论家。
其实，作家和批评家所表现出的不同追求和才能完全可以汇聚于同一个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家像鲁迅、茅盾、巴金等都是这样的人，国外的更是数不胜数，非一个博尔赫斯可以说尽。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既具有作家所需要的感性的能力和形式的能力，也具有批评家所倚重的理性的精神，只不过有的人偏重于感性，有的人偏重于理性，因此大家或顺势而为，或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作家或批评家。
作家和批评家所拥有的能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固有的，同时也是我们所需要发扬的潜能。斯宾诺莎曾说，糖的概念不会给你甜味。且不谈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哲学思想，在此就简单借用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说，作家就是制糖的人，批评家就是从糖的甜味中提炼出概念的人。糖的甜味可以给我们感性的愉悦，糖的概念却可以给我们理性的升华，这两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今时代，世界的内外交融，思想的纷繁创造，现实的丰富多变，技术飞速的演进，网络的无所不在，媒体的瞬息万变，还有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都使得所处这个时代的人对作家和批评家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作家和批评家各自发挥自己特长之外，更要求他们合二为一，双向融合，成为“作家—批评家”或者“艺术家—哲学家”。因为，作家只有拥有批评家反思的能力，才能洞察无比复杂的现实，批评家只有拥有作家创造的力量，才能想象更加不可测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把握住这个时代的精神，才能创作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
作者：张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谈到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给人印象似乎有点水火不容，可两者又很像一对欢喜冤家，不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有时候他们还会活成彼此“讨厌”的样子。比如，年轻时的巴金对批评家批评的讨厌是有名的，面对批评，他常常并不以为然，曾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根本没什么像样的批评。等到他晚年写《随想录》时，却忽然变成了批评家，谈电影、谈小说、谈文学的作用等。他的这些名为“随想”的文章，实则为批评的“随笔”（essay），夹叙夹议，富有深刻的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和批判，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以至于有时让人觉得，巴金这些批评的随笔不比他的小说弱，甚至比他的小说还要具有现实的意义。与巴金相反的是，茅盾早年是个批评家，介绍外国作家，谈小说写作的ABC等，后来写出了《子夜》这样的巨著，成为一个与巴金“并列”的作家，可是他的批评因此不像当初那么有影响了。而巴金曾说，自己当年很喜欢茅盾的论文和批评文章，所以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
这也说明，作家和批评家不仅可以共存共荣，还可以像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一样，把两个身份合而为一。而且，作家和批评家也有点像雅努斯的两张脸：一个面朝未来，一个审视过去。作家可以说是前者，总是立足现在创作出面向未来的作品，批评家可以说是后者，虽然也立足现在，却习惯于运用过去形成的标准来评估作家的工作。正因为他们虽然同舟共济却多少有点南辕北辙，他们对彼此才会爱恨交加。
具体来说，作家和批评家所负的责任不同。作家是创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出自己理想的世界，批评家是苛刻的质检员，会用自己所了解的最高的标准来检查作家构建的文学世界是不是完美。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博尔赫斯曾把天堂构想成一个宁静的图书馆，但可能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把天堂构想成一个激情洋溢的火爆的斗牛场。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奇思妙想，各自把天堂想象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模样，既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性格有关。博尔赫斯是书斋型作家，做着图书管理员，喜欢在黄卷青灯中钩沉稽古、发微抉隐，以寻找素材创作出充满哲理的小说，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了一个图书馆；海明威是喜欢户外运动的作家，喜欢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他到西班牙看斗牛，到意大利参加战争，到非洲打猎，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自己最喜欢的令人血脉偾张的斗牛场。对于读者来说，这两种构想都是很有意思的或者让人脑洞大开的想象。可对于批评家来说，他不能简单地说好还是不好。他需要仔细考量一番，首先，他得看看博尔赫斯的图书馆天堂和海明威的斗牛场天堂“建设”得好不好；其次，他要把他们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家所建立的众多“图书馆”或“斗牛场”比较一下，考察他们是不是有新的发明和进步；最后，他还有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他认为天堂到底是图书馆还是斗牛场，他得给出自己的理由，不仅提供给作家，也要提供给读者参考。
其中，或许最让作家多少有点愤愤不平或者认为“不公平”的是，作家创作的只是“单数的作品”，可批评家对其作品进行批评时，所运用的却是“复数的批评”。也就是说，批评家会把作家的单个作品置于一个宏阔的文学史脉络中进行“评估”，所以，有时难免让作家感到“英雄气短”而“怒发冲冠”。比如，同样面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登临岳阳楼，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感慨，唐代有很多诗人都在此留下了动人的诗句，后来的诗评家以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阳楼》两首诗成就最高，并且，还要在两人的诗句中分出高低来，认为杜甫高于孟浩然。像宋代刘克庄就认为杜甫为孟浩然所不及，“岳阳城赋咏多矣，须推此篇独步，非孟浩然辈所及”；明代胡应麟也说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虽为“壮语”，但老杜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气象过之”；清代查慎行则更认为杜甫此诗“近说到远，阔大沉雄，千古绝唱”，孟浩然诗只能处于“下风”。真不知倘若“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泉下有知，知道后来的批评家这么说他又这么夸杜甫，会不会气得跳脚，冲去和那些批评家决斗，或者干脆和杜甫来个对决？
由此，可以看到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中所追求的不同，作家主要追求的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真实的情感和时代的精神，而批评家所追求的则是作品艺术的完美性和思想的深沉。看来，当作家不容易，当批评家也不容易。因为要成为一个作家，除了需要有一颗对生活敏感的心灵和对理想世界的热情，最重要的就是有对艺术形式的把握能力，而对形式的理解和掌握需要千锤百炼才行；要成为一个批评家，也需要具有一颗对文学敏感的心灵，还需要文学史的知识和文艺理论的认识，以及冷静的观察能力的养成，这同样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也正因为这样，作家读书是为了认识和掌握艺术的形式，他理解和掌握了形式，甚至就可以废“书”不观，去直面生活这本大书，赋予生活以形式；批评家却不能率尔操觚，他要读书破万卷，然后才能做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作家的作品予以别出机杼的评估。
宗白华曾在《哲学与艺术》中指出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区别：“艺术家往往倾向于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哲学家则往往静观领略艺术品里心灵的启示，以精神与生命的表现为艺术的价值。”作家和批评家同样如此。也可以说，作家需要的是热情，批评家需要的是冷静。作家在创作时要突出自我，凡事皆着我之色彩，而批评家在批评时却要克制自我，不能有太多的情感渗入其间。作家创作时，在自己之中；批评家批评时，在自己之外，用更为宏阔的眼睛来审视作家的作品。当然，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好的批评家，而好的批评家可以不一定是好的作家，也不必是好的作家，但需要是好的文学史家和好的理论家。
其实，作家和批评家所表现出的不同追求和才能完全可以汇聚于同一个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家像鲁迅、茅盾、巴金等都是这样的人，国外的更是数不胜数，非一个博尔赫斯可以说尽。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既具有作家所需要的感性的能力和形式的能力，也具有批评家所倚重的理性的精神，只不过有的人偏重于感性，有的人偏重于理性，因此大家或顺势而为，或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作家或批评家。
作家和批评家所拥有的能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固有的，同时也是我们所需要发扬的潜能。斯宾诺莎曾说，糖的概念不会给你甜味。且不谈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哲学思想，在此就简单借用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说，作家就是制糖的人，批评家就是从糖的甜味中提炼出概念的人。糖的甜味可以给我们感性的愉悦，糖的概念却可以给我们理性的升华，这两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今时代，世界的内外交融，思想的纷繁创造，现实的丰富多变，技术飞速的演进，网络的无所不在，媒体的瞬息万变，还有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都使得所处这个时代的人对作家和批评家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作家和批评家各自发挥自己特长之外，更要求他们合二为一，双向融合，成为“作家—批评家”或者“艺术家—哲学家”。因为，作家只有拥有批评家反思的能力，才能洞察无比复杂的现实，批评家只有拥有作家创造的力量，才能想象更加不可测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把握住这个时代的精神，才能创作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
作者：张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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