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的“标签” 如何生成与消退

2025-01-21 10:31:42 来源：解放日报

观看：90

美国学者韩起澜的代表著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以下简称《苏北人在上海》），甫一再版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近两年来，以上海话为主要使用语言的海派影视作品不断涌现，《繁花》里的“玲子”被人认为说话带有苏北口音，《爱情神话》里扮演城管的钱小昆和扮演小皮匠的宁理，都说着一口苏北话。有脱口秀演员也拿苏北人“砸挂”，称自己有“苏北血统”。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上海的滑稽戏就喜欢用苏北口音“玩梗”。1915年，钱化佛在“文明戏”《西太后》中首次加入“独角戏”元素，用江苏扬州方言演唱京剧《空城计》片段，还用扬州话说了一段“淮扬菜名”，从而增加了喜剧效果。

很多上海人如果向前追溯两三代，可能就来自苏北地区。资料统计，1949年，大约150万苏北人居住在上海，占当时该市人口的1/5。虽然很多人注意到了上海人对于“苏北人”的偏见，但在《苏北人在上海》一书出版之前，很少有人探寻其形成的原因，关于“苏北”和“苏北人”，还有诸多谜团等待解开。

作为族群的苏北人

《苏北人在上海》英文原版中的主标题为“创建中国族群”（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这个标题也揭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即苏北人是由原籍同乡所界定的族群。

这一观点的提出源自韩起澜在研究上海棉纱厂女工时发现的现象。1979年，韩起澜来到上海进行为期两年的调查和研究，并于1982年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起澜注意到，来自贫穷地区的女工与上海等富裕地区的女工形成竞争，互相排斥，即使在同一个工厂也难以交流，彼此所住之处亦泾渭分明。韩起澜认为，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籍贯构筑了社会等级结构，形塑了大众“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苏北人有可能被建构为族群。

在西方，人们往往用“Nation”来指代民族，其概念源自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而“Ethnic Group”则在20世纪初在美国学界使用较多，用来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情况的历史。在第八章《籍贯的族群含义》里，韩起澜对她所界定的族群给予进一步的解释：苏北人作为族群概念，是由江南人和上海人“并不总是自觉地或有意地，并不总是一贯地建构和界定它的”。在江南人和上海人眼中，江苏北部就是贫穷、落后以及从事底层工作的代名词。此外，这一理论是否能够在特定时间段成立，还有一个隐含的基础，即苏北人很难进行阶层流动。如果是在当下，那么这一理论就自然无法适用。

尽管韩起澜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观察的视角中获益良多。当我们从第三方角度去理解“苏北人”的形成和发展，或许能更好地体会和挖掘《苏北人在上海》一书的重要价值。比如一个棘手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究竟何为苏北？

界定“苏北”的困惑

从地理上看，江苏省境内的长江以北之地乃为苏北。但也有人提出疑问，那么淮河以北地区是苏北吗？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还有地处长江南岸的一些区域，比如镇江、南京是否属于苏北，同样众说纷纭。更有甚者，认为山东和安徽等地也属于苏北。韩起澜梳理文献，从语言和文化等角度对苏北地区进行界定，发现同样很难有统一的意见。如北方以扬州方言为主，南方以吴语为主，但在1960年进行的一次江苏方言调查中，江南的南京、江宁、句容各地和溧水、镇江与苏北属于同一方言区，而长江以北某些地方则说吴语。此外，用文化也同样难以区隔。例如处在长江以北的靖江，妇女流行剪发、穿长旗袍，这与南方女性别无二致。

最终，韩起澜发现，大多数人认知的苏北，其实是由经济来界定的，即“穷者为苏北”。长江以南的贫困地区同样被视为苏北的一部分，而长江以北的富裕地区则被认为是南方的一部分。江苏与其他省份不同，它在历史上分分合合，所辖范围多有变化。作者提到1905年的时候，慈禧太后曾想将江苏长江以北单独建省，名曰江淮，但该计划执行3个月便被撤销。随后，也有人不断呼吁将江苏分为南北两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还分别建立了苏北和苏南行署区，直至1952年才合并到一起。

韩起澜并没有梳理江苏省的历史沿革，这里我们不妨做一点追溯。元代设立行省，今天江苏以北地区被划在了河南江北行省，而江南地区则归属江浙行省。与设江浙行省出于搜刮财富和镇遏南宋疆域的作用不同，河南江北行省设立的目的在于控驭汉地和辅承京师。到了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江苏地区被并入南直隶地区。清朝顺治时期，南直隶被改为江南省。随后，清政府为了方便征缴钱粮，将江南省划分为两个区域，即江南和江北。随后，为了更加有效控遏长江下游，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建立江苏省和安徽省（有学者认为是在乾隆二十五年，即1760年）。

梳理江苏省行政区划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江苏地区是由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原因而被统合到一起的。苏北和江南地区在历史上始终未能在经济、文化上很好地融合，这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到了近代，江苏省的行政区划会有多次变更的情况。如今网络上流传的“江苏十三太保”“散装江苏”现象，也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根源。

“苏北人”观念的迭变

黄河多次改道导致苏北地区洪水泛滥，百姓无法生活。此外，太平天国运动使江南地区人口锐减，近代的工业化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于是大批苏北人前往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上海地区。韩起澜认为，在上海之外的地区，苏北人与江南人是“本地—移民”的关系。只有在上海，苏北人和江南人都属于移民，“苏北人”的族群身份才能够凸显出来。

在上海，苏北人通过捍卫居住地与争夺上海文化两种手段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当时，苏北人主要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棚户区。棚户区的草棚弱不禁风，墙洞权当窗户，一片旧布便是大门。草屋内用不上自来水，只能从当地井口提取少量肮脏的井水。每逢大雨过后，这里便成为一片汪洋，男女在草棚内行走，污水齐膝深。火灾也是严重的威胁，而且由于道路狭窄，工部局救火队经常无法进入。工部局多次想要拆除草棚，却引起了苏北人的反抗，他们多次聚集并递交请愿书。韩起澜认为，在棚户区问题上的斗争，让苏北人团结起来，有了群体意识。

苏北人带来的地方戏（如淮剧、扬剧）、衣着、饮食等，在上海遭到冷遇，这导致苏北文化只能单独存在，处于边缘地位。作为边缘群体，苏北人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自然会更加艰难。在《族群因素的作用》一章中，韩起澜对苏北人的职业做了具体的考察。比如，苏北人多从事出苦力工作，如拉黄包车、货物搬运、清扫垃圾等，即使在工厂里，苏北人同样从事最底层的工作、赚最少的薪水。那为何苏北人无法通过辛勤的劳作实现阶层的跃升呢？主要是因为苏北人没有什么私人关系可资利用。在20世纪40年代工部局的商业董事名单中，苏北企业家只占8%，并都从事黄包车、理发店、澡堂和建筑业等行业，这也是苏北人多从事此类工作的原因。

苏北人内部的“鄙视链”呈现出群体内部的复杂性。苏北人坚持自己的原籍身份，意在避开“苏北”这个丑化的称号，但另一方面则加深了苏北等于贫穷的认知，苏北人的形象仍然难有改变。即便到1949年后，其影响的消除还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无形的不平等》一章，叙述了1949年后苏北人所遇到的一些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苏北人的境遇与旧社会相比已有较大改观，一些人成为劳动模范得到表彰，但由于历史惯性和生活条件差异，部分上海市民对苏北人仍存有偏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这种偏见逐渐消失在城市化浪潮之中，如“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杨树浦等地的改造，在改变城市风貌的同时，也带走了属于苏北人的昨日记忆。脱口秀中带有调侃意味的“苏北”元素，留给观众的多是会心一笑，而不再是郁结的群体记忆。从愤懑到坦然，苏北人形象的转变，亦是城市更新与时代进步的缩影。

偏见的形成，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将某一群体赋以单一的标签，无助于群体间的融合，反而容易滑向污名化的深渊，造成群体隔阂与对立。作为一部探究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的经典之作，《苏北人在上海》用谱系式的分析，依托珍贵的口述资料和档案文献，为我们记录下了曾经加诸苏北人身上的偏见，其生成与消退，对于我们了解“苏北人”观念的形成具有莫大的帮助，留给我们诸多关于城市发展和群体融合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