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京城里的江南士子们

2025-04-18 06:45:58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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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或者说不仅是一堆史料，它还是一种认识问题的视角。历史让人谦卑，也赋予人以希望。在现代学科划分体系之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社会学者对历史包括本土历史的了解是短缺的——尽管有人如赖特·米尔斯提出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历史学，也有历史学家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地方”一词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中，通常被用来指称相对于“中央”的行政层级及社会区域，如“地方政府”“地方社会”“央-地关系”等；在日常用语中，它也被理解为首都以外的城乡区域，如“地方上”“地方城市”。不过如果我们将“地方”还原到社会地理学的“place”词义上，那么人类所处的、所认知的区域或场所，都可被指称为“地方”，就如人们常说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那样。在本期专栏中，陈映芳讲述的是，作为聚落的“那个地方”的京城。

甲午年，按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方法，每六十年就会轮到一年。不过如果你问在中国上过中学的人，“甲午年是哪一年？”人们多半会回答“1894年”，而很少提及距今更近的“1954年”或“2014年”。原因很简单，1894年发生过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战。

本文所说的甲午年，就是1894年。

去京城做官

1894年的农历二月十二（3月18日），江南初春，过完大年的常熟人徐兆玮离开何市镇老家，开启了新一年的赴京之旅——到北京“做官”去。出生于1867年的徐兆玮是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的进士，次年庚寅恩科（光绪皇帝亲政恩科）时补行殿试，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散馆授职翰林院编修。按今天的说法，徐兆玮是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京官。不过吴地一带的人以前习惯把离家外出当官叫作出去“做官”，那“做”的用法就好比去外地“做生意”、去地里“做生活”，说的是一种谋生的工作，这里试着还原一下。

《徐兆玮日记》第一册的开头篇章所记的，正是那一次旅程。从中可知，那时的江南士绅出门，已经有了近代的轮船作为交通工具——先坐小火轮从常熟、苏州到上海，再坐海轮出吴淞口、入大沽口，最后舟车交替一路进京。到抵达总布胡同的寓所时，已经是二月二十九（4月4日）了，路上整整花了半个多月，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年“会试公车云集，拥挤异常”，以致在上海等轮船多待了几日。

徐的旅途日记行文扼要，不过有些文字颇可玩味，如“过黑水洋，风浪平善，如履实地。同邑薛君敏、杨宝书暨陆绶卿、杜仲如同年均附飞鲸轮北上，又遇娄江姚柳屏，谈艺甚乐，几忘身在瀛海中。”当中“北上”一词，我以前曾经好奇过：像“北上”“南下”这样的习惯说法，出处到底为何？考据者有说那是西方地图“上北下南”的标示法传入中国后形成的，也有的说典出战国《礼记》，指的是天子面南而立、三公诸臣向北朝见天子的礼仪。似各有各的理。不过用“北上”来指称晚清年间南方士子去北京赶考或做官的旅途，还真是恰当的，毕竟京城是顶级的政治场域，是读书人通往权力高层的窄门。

上文中“同邑”（或称“同乡”）一词，在整套《徐兆玮日记》中，则处处可见。确切的所指，应该是常熟的士绅圈——那是他社会交往的主要网络。如日记一开始提到的帮他在上海预订轮船的王新之，到京后即相见的黄谦斋，都是常熟徐市（何市邻镇）的士子，后者时为翰林院庶吉士（后面还会提到）。而在京城一俟安顿下来，徐兆玮第一要做的事，就是花两天时间，出门去“拜城内同乡”和“拜城外同乡”。

说到常熟同乡，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的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析县历史——那一次苏松常三府各县一下子被分拆出了十三个新县，其中原来的常熟县被分成了常熟、昭文两县（县治同在原县城，至辛亥革命后两县重新合并为常熟县），徐兆玮所在的何市属于昭文县。有意思的是，虽然1894年时常熟、昭文在行政区划上已经被分开整整一百六十年了，可常熟人的“同邑”“同乡”关系却依然如故，有时虽以“常昭两邑”称之，也是不言自明的同乡范围。像徐兆玮刚到北京，日记中即记有“会试常昭两邑约二十人……”，隔日又记确切的人数为“同乡会试共二十一人”。可见朝廷以行政区划之政治力，并不一定真能改变地域社会的边界、乡缘及其人文传统。事实上京城中常熟人的同乡会馆也一直是两县共用的“常昭会馆”。

光绪年间常熟士绅圈的核心人物，无疑是翁同龢。徐兆玮亦尊其为师（日记中言必称“翁瓶生师”）。虽然在这一年滞留北京的日记中，似乎未记有他与翁同龢的直接交集，但翁氏家族与京城中同邑士绅盘根错节的关系，字里行间比比皆是。

考、考、考，皇权的恩与威

甲午这一年里，北京城里除了曾发生过与中日战争相关的军事、政治事务外，当然还有其他各类大事，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是一件，还有就是科举大考——这一年的北京不仅有例行的顺天府乡试，还有一次恩科会试。本来，按照正科每三年一次（丑、未、辰、戌年）的科举制度，甲午并不是会试年，次年（乙未年，即发生了“公车上书”的那一年）才是。但因为慈禧大寿，朝廷就加开了恩科。对全国的士子而言，进京赶考是件天大的事。

不过，京城里的考试还不只有乡试和会试。对不同身份的士绅而言，各种考试也远不像今人常说的“一考定终身”那样简单。徐兆玮的日记中，就曾一一记下了甲午年的各场考试，包括日期、考题，以及同乡好友的结果等。

会试一般在春季，由礼部主持，所以有“春闱”“礼闱”之称。投考的举人们，不仅要辛辛苦苦地从全国各地赶往京城，参加的考试也不止一场，光是贡院的初试就有三场，分别考“四书”“五经”和“策问”，例于农历四月十五放榜（因时值杏花盛开，故称“杏榜”）。这以后，合格者还需参加一场复试（甲午这年钦命题《经界既正三句》《拂水柳花千万点得“花”字》），才能取得殿试的资格。等通过了皇帝主考的殿试，新贡士们终于迎来“胪唱”（“金榜题名传胪日”），这才正式取得一甲、二甲、三甲不同等第的进士身份。然而这还没完，除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外，新进士们一个个的具体仕途怎样，还需经过一场皇帝主持的“朝考”（本次钦命题《荀卿论拟李绛请崇国学疏》《赋得天禄琳琅得“书”字》），即俗称的“皇帝点翰林”，才能知道自己是入翰林院（庶吉士），还是入部院（主事、中书），抑或外放当个知县官。最后，君臣之间还有一次“新进士引见”——据徐兆玮日记已经是五月初十（6月17日）。至此，广义的会试才算正式结束。

这儿插一句，这一年大考的新科状元，就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这一年已是他第五次参加会试了。张謇是江苏南通人，因为其祖籍为常熟，与翁同龢走得很近，加之政见相同，故而得到了翁氏的鼎力推荐，这有不少研究及传说，此处不赘。

这次会试，徐兆玮的内兄张澄（隐南、映南）因落第而捐了个内阁中书，改名张鸿。好友孙雄（师郑）、沈鹏（北山）以二甲入翰林院，孙国桢（筱川）以三甲分户部。这几位中，沈鹏后来因为向慈禧太后状告当红权臣大学士荣禄、刚毅、太监李莲英而震惊了朝野（《告讦三凶疏》）；而孙国桢就是后来将清末常熟士绅圈故事写成了小说《轰天雷》的孙希孟的父亲。读者如果有时间，拿这部小说与徐兆玮的日记对照着读，应该别有趣味。事实上徐氏后来在日记中也提到过《轰天雷》——小说稿在他们这些角色原型中是传阅过的。人生如戏，虚虚实实，看来他们对自己作为历史剧中的角色身份是有自知的，京城只是他们人生的舞台之一。

会试大考在6月刚落幕，7月开始，徐兆玮的寓所里就有入京准备参加顺天府乡试（“秋闱”）的同乡开始登门了。顺天乡试本来主要面对的是顺天、直隶及关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与贡生，但京城是全国权力中心，历来就有不少权贵子弟或京官门生等自全国各地赶来投考。徐兆玮记述：“同乡应顺天试者甚多，始则潘毅远、吴护青，继则章辅臣、章景云，又有归善卿自天津来，济济跄跄，会馆中几无隙地。”也是初试三场再加复试，至10月9日放榜，“吾邑中吴护青一人。”其时的北京城，已经秋凉而“可穿棉衣”了。

自春季至秋季，像徐兆玮这些江南的京官，除例行的日常政务外，还要心心念念地维护乡缘，照拂同邑后辈。而他们自己虽然已经功名在身，其实也还要继续应对朝廷的各种选拔和奖惩——甲午这年的日记中，徐兆玮就记述了在京士绅的几次考试，如“翰詹大考”“考试差”，还有庶吉士的“散馆”。

“翰詹大考”指的是清代对翰林院、詹事府的翰林官进行的不定期的突击式考试，为的是不让翰林们有所懈怠（因故未参加的要补考，借故规避者要受罚）。考试结果分四等及不入等，分别予以留任及升职、加级、记名、赐物，或降调、罚俸、休致、革职等惩罚。这样的考试清代历史上曾经四到六年有一次，但光绪朝已久未举行。

甲午这年，徐兆玮进京当天（4月4日）就听到传言，“闻有大考之说”。至23日最终确认，“晚，知奉旨大考翰詹，自光绪元年大考后已廿年矣。”5月1日正式考试。“黎明，点名入保和殿，钦命题《水火金木土谷赋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为韵，书贞观政要于屏风论》《赋得杨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韵，六下钟交卷，回至总布胡同已天黑矣。”整整一天好不辛苦。待5日结果出来，一等六人，二等七十八人，余均三等，四等的二人。徐兆玮列二等四十名。他的同乡庞鸿文（絅堂，当代著名画家庞薰琹祖父）得三等。据徐的判断，列三等者“恐有降黜之虑”。难怪清代历史上有“翰林怕大考”“翰林出痘”之说，或谓“金顶朝珠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考试差”亦称考差、考试试差，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个环节，指朝廷通过考试从被推举的翰林等官员中选拔乡试主副考官的制度。这一年在四月十五（5月19日），徐兆玮记有一笔：“保和殿考试差，钦命题《论笃是与君子者乎，南山有台，北山有莱》《槐阴清润麦风凉，得‘清’字》。”本次考试徐兆玮的常熟同乡庞鸿文和苏州大同乡江标（建霞）都有幸得了学差。徐不免感慨道，“絅堂大考列三等，颇怏怏，然塞翁失马，未必非福也。”

“散馆”类似于庶吉士的结业考试，本次庶吉士散馆钦命题为《职贡图赋，以写其形貌为之图为韵》《壁闻丝竹声，得“堂”字》。徐兆玮主要关心的，是同乡黄谦斋。黄是翁同龢门生，这次得了一等第二十七名，列江苏第四。事后徐在日记中特别补记了一笔：“谦斋散馆试帖中有一联云：‘管弦周法物，第宅鲁灵光。’翁瓶生师述诵于人，以为非时辈所能梦见，大臣爱才若师者，洵朝端之麟凤矣。”从考核制度、出题类型到评价标准，士绅官员的辞章诗词被看重到这样的地步，如今读来，联想到甲午当年的时局危机，颇让人无语。

以爱才著称的翁同龢在这一年的各场考试中所赞赏、提携的，还不止黄谦斋和张謇。徐兆玮的日记中记翰詹大考的结果，“一等本定五人，王莲生师懿荣系三等中拔入，闻翁瓶生师复看所定。”这位侥幸进入一等的王师懿，下面要讲到，当年居然还被光绪皇帝拿来当成了教育其他翰林的榜样。

徐兆玮的甲午年京城生活，在7月5日这一天迎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皇帝召见。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

寅刻，召见。先一日，托陈瑶圃备履历，招呼内监苏拉，瑶圃时为军机章京也。兆玮于第三起叫入，问：“你是哪里人？”答：“江苏人。”问：“是哪一科进士？”答：“己丑科进士，庚寅殿试，蒙点庶常。”问：“今年几岁？”答：“年二十六岁。”问：“在家读什么书？”答：“读《史记》《前汉书》，近稍习洋务书。”问：“放过试差没有？”答：“没有放过。”问：“放过学差没有？”答：“没有放过。”问：“考过几回差？”答：“今岁共考过两回差。”问：“江苏今岁年成可好？”答：“菜麦尚好。”问：“今年大考赋题颇不容易做？”答：“是。”问：“王懿荣认识否？”答：“是馆中教习，认识。”问：“王懿荣这本卷子便好，经也有史也有。”答：“是。”问：“衙门里无事，可常常读书，开卷有益。”答：“是。”皇上哈腰，即退出。

若不是有当事人这么详细的文字留下，今人断难想象，王朝的金銮殿上，坐着的君与跪着的臣之间，是如此这般地问话和回话的。

其中光绪皇帝提到的王懿荣，徐兆玮稍后的日记中又补记道：“王莲生师懿荣独蒙圣注，召见后入直南斋，以侍读署祭酒。兆玮召见时，犹垂询及之，莲生师大考因诗中‘堠’字误书‘侯’字置三等末。翁瓶生师覆阅时将侯字改去，然后请旨，奉旨置一等末，然嫉妒者已不少矣。”恩宠或惩罚，真正是系于文人一字以及考官与皇帝的一念之间。士绅命运之乖离和官场之险恶，由此例可窥一斑。而这位王师懿本是学问精深的金石学家，还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由这次大考一等，得以直接升迁为侍读。又因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主动请归老家山东登州，办团练御敌有功，回京后入值南书房，任了国子监祭酒，在朝廷的复杂政治中尽心尽忠。最后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以“看街老兵”自称的王师懿，竟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在东城区锡拉胡同自宅内，偕继夫人和守寡的长媳一起自杀以殉节。令人唏嘘。

北上与南归：士绅的入仕

时间进入夏秋季节，徐兆玮的日记中，事情一下子纷繁忙乱起来。同乡好友或因大考结束或因家中急事等，已经开始陆续“回南”。而京城之中，从气候到外交局势、官场习气，诸事令他心绪不宁。

时与日本争高丽，合肥中堂今岁巡阅海军，俱不足用，有自馁之心，现虽壹意主战，恐亦外强中干耳，当轴者颇慎密，和战尚未有的音。自六月底至七月初，雨多晴少，街衢积水，泥滑难行，即使晴霁，而炎日熏蒸，房中俱作霉气，从前京师气候六月后即凉爽，今年较江南更热，岂地气已转邪？高丽战事已成，海口虽未封禁，而信息稍阻滞矣，京师人情颇麻木不仁，一方之痛不甚觉，终日酒食征逐，不暇遑计其他。（六月十五日）

虽然皇帝下旨停办了颐和园的庆典，但至七月下旬，“得平壤败报，人心颇惶惑，各路征兵皆至京师，桂公赴山海关防堵，捉车运兵，驿骚廛市，大街无卖买车一辆。西城自西安门至西直门，自西直门出城至颐和园、万寿山，五十余里木牌楼经棚戏台一一完工，惟未施画彩耳。”九月二十八（10月26日）更记道：“廿七日闻高丽警电，宋庆退兵凤皇城，倭人有直逼盛京之势，京官家眷纷纷迁移，人心动摇，可为太息。”到十月（11月）初，“京官宅眷”已“迁徙一空”。

人心惶惶的情势下，徐兆玮在京城先后送走了家中仆人和同乡好友，最后自己也离京赴津，于十月十九日（11月15日）乘上了连升轮，“日人攻陷旅顺之时，即余等南归之际也”。

“北上”与“南归”，向来是徐兆玮及许多南方京官的生活内容。所谓仕途，真的就是他们在南北间的往返之途。即使在清王朝统治结束后，徐兆玮在投入地方事务的同时，还由于成功当选了国会众议院议员，所以继续往来于家乡和北京之间。直到1923年因为拒绝曹锟贿选总统，他才选择了真正意义上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南归”。

传统士绅乃至近代文官辞官归乡的故事，历史上有很多。不过在各种正史/野史中，故事中的主角或者被视为政坛失意之人，或者被理解为刚正不阿之士，总之似乎在中国有官不当是需要有特殊的理由的。但我对江南士绅的北上“做官”，却一直隐约有个疑问：路途艰辛，官场险恶，且北方生活环境大异于江南，那些书生前赴后继赶赴京城，究竟为何？

“读书做官”“当官发财”，传统中国社会中家产传承的种种困境，以及家族政治地位的沉浮与社会经济地位间的息息相关，无疑是当时人们热衷于读书当官的主要动因。以常熟翁氏家族为例，研究者常常会提及“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的祖训，以及翁同龢父亲翁心存“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的齐家理念。此外，士绅在政治、经济和司法各方面享受的种种特殊待遇，尤其如清代士绅得以减免部分赋税徭役的特权，无疑也是吸引书生入仕的制度因素。

然而除这些原因之外，江南社会史的不少研究也让我们了解到，明清之际，江南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兴衰，还与江南地域社会和朝廷之间尖锐复杂的政治关系的演变有种种关联，且与文化精英群体为地方争利益的政治需求直接相关。以研究淮北地区历史而著名的马俊亚教授在他的另一项区域比较研究（《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中心（1680～1949）》）中，就曾分析指出：明清期间的江南地区尽管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但它最终得以避免陷入与淮北地区相同的“被牺牲”的命运，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江南的士绅群体发挥了政治博弈功能，从治水政治到对地方文化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维护。《徐兆玮日记》无疑为马俊亚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从日记中的大量内容看，无论是人在家乡还是在京城，利用各种权力网络主导或介入家乡的地方事务、维护地方经济利益，确实是徐兆玮政治生涯中极重要的内容。

关于江南士绅与明清皇权的政治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对江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一书有详细而深刻的分析说明。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围绕朝廷严苛的“重征江南”政策，江南庞大的知识群体与朝廷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一部特殊的明清政治史；而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经济特权以及文化权力的起伏，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在一些历史时期，他们的权力地位上升与朝廷陷于政治危机时地方势力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有关。

此外，涉及书生的入仕，事实上，读书当官并不是江南书生的唯一选择，“隐逸”也曾是他们的一个文化传统和一种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徐茂明以及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虽然明初和清初的皇权都曾对士绅群体加以严厉的打击，但是引诱知识群体进入政权，同样是朝廷的政治需要，甚至是皇权对书生的强制性要求。如明初江南士绅因为畏于皇权之威（“悲哉，仕宦真畏途也！”），曾纷纷退隐。但这样的逃避仕途亦被朝廷视为故意不合作的政治态度，竟至皇帝下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朱元璋甚至曾对一些退隐归乡者狠下毒手。在这样的进退皆危的处境中，江南士绅群体中渐渐形成一种隐其心志而不拘形迹的“市隐”观念及生活方式（详见徐茂明著《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中西书局2021年版第一章）。

这样的视角，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徐兆玮等江南士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政治选择和生活轨迹。